新闻动态
hthty.com:刘芳 周千榆 延安十三年中国对外交往新形态的塑造与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hthty.com    发布时间：2026-06-08 04:40:11

hth官方下载:

  刘芳,周千榆.延安十三年中国对外交往新形态的塑造与中国式现代化[J].理论与改革,2026(3).

  摘要：延安十三年是中国独立自主地经略对外关系、塑造对外交往新形态的关键时期。面对自身力量成长与全球地理政治学变局相互交织的复杂环境，中国主动将对外交往作为新的重大任务加以推进。在实践层面，中国在保持与苏联、共产国际联系的同时，积极拓展同西方国家的民间及官方关系，贯彻“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构建起多层次、具有“半独立性”特征的对外交往格局；在理论层面，确立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形成开放包容、灵活务实的思想认识和方法；在制度层面，通过设立外事机构、确定工作原则、明确工作纪律与储备专业干部，初步构建起较为规范的外事工作体系。中国在延安时期开创的对外交往新局面，不仅为革命胜利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事业奠定了深厚根基，更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深刻启示。

  关键词：中国；延安时期；中国对外交往；中国式现代化；外事工作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旧有的由列强主导的不平等国际关系体系仍束缚中国的国家主权，致使中国外交深陷屈辱困顿境地。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急剧膨胀更预示着全球性战争的迫近，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空前加剧。刚刚经历长征抵达陕北的工农红军处于生存发展的困境之中，面临着不平等世界秩序宰制、民族危机迫近和当局封锁等多重压力。如何突破内外交困之危，经略好对外关系，争取外部世界的理解与支持，从而为中国革命的生存与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无法回避且必须破解的时代课题。

  1935年至1948年中国中央机关在延安的十三年（以下简称延安十三年，又称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中国在每个方面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坚持以独立自主的姿态研判时局，以高度的战略自觉把握历史机遇，推动对外交往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经略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具体表现为实践突破、理论创新与制度构建的协同共进，最终开创出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交往新格局。延安时期所确定的对外交往原则、积累的外事工作经验、锻造的外事干部队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其间淬炼的核心精神与战略智慧，亦深刻塑造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风范，并从历史逻辑上证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

  延安十三年，中国主动开辟对外交往新局面，既是应对民族危亡与政党生存压力的战略突围，亦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演变的主动因应，同时根植于中国自身建设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发展所提供的坚实支撑。中国贯彻落实“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在保持和发展与苏联政府、联共（布）及共产国际传统联系的同时，逐步同西方国家民间人士和官方机构建立起较为稳定的联系。尤其在太平洋战争和苏德战争爆发后，“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我们党一方面重视苏联，注意保持同苏联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做美英的工作。这主要是通过恩来在重庆做的”。此外，中国积极经营同外国革命政党和革命者、国际组织、国际友人等多方面的友好关系。中国从始至终坚持独立自主，以灵活策略探索契合战时需要、适应复杂局势的对外交往路径，打开了外事工作的崭新局面。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央提出了“抗日的外交政策”，核心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在抗日的外交政策的指导下，“我们的外事工作，开始主要是对外国记者或援华团体以及友好人士宣传我们的抗日政策和主张，后来就发展到与外国的官方代表、使馆人员乃至军队、文化等方面的有关人员正式往来，甚至交涉”。

  中国将发展同西方大国的关系，作为打破当局封锁和外交垄断、拓展生存发展空间的关键举措，形成了陕甘宁边区“开门迎客”和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广交朋友”的局面。在陕甘宁边区，“统战工作一开展，我们的大门就敞开了，来延安的中、外来宾一定会慢慢的多”。1936年，接待埃德加·斯诺访问西北革命根据地，其后促成《红星照耀中国》出版，是中国打开对外交往局面的关键破冰之举。此后，为统筹日益繁重的外事工作，中国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这是以边区政府名义开展对外工作，“显示我边区政府独立存在的合法地位”的重要举措。在国统区，中国充分的利用国共合作赋予的合法地位“广交朋友”。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南方局对外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进行公开活动，广泛接触美、英等国驻华外交人员、军事人员、记者以及国际友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外宣传与统战工作。同时，凭借其独特的前沿位置，为中国更深入直接地同西方国家交往积累了必要的信息渠道、人脉资源与一线经验。

  中国敏锐把握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以及同盟国对中国敌后战场战略价值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的历史契机，因应扩大对外交往的现实需要，在持续开展对外宣传与形象建设的同时，与美国等同盟国展开更直接的接触，探索形成了“半独立性的外交”格局。1944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中国的积极争取与周密安排下相继访问延安，中央为此专门设立外事组开展接待工作。中外记者团的来访“打破了对我边区的消息封锁”，“虽然这些接触不属于美国政府与我们的正式的外交往来，但它无疑起了增进双方相互了解和加深友谊的作用，为后来建立直接的联系奠定了基础”。对于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中央更是予以格外的重视，指出不应将其视为普通行动，而应看作“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中国通过延安美军观察组等渠道，在军事情报交换、气象数据共享等领域，同美国建立了务实有效的联络及合作机制，也“扩大了延安对外部世界了解的信息量”。

  1944年8月18日，《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发布。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份系统阐述外事工作方针的纲领性文献，该指示在科学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及美英等国对华态度的基础上，阐释了中国的外事工作的性质、任务、原则、民族立场和战略策略等内容。指示将彼时的对外交往活动定性为“半独立性的外交”：一方面，国民政府仍是国内国际承认的中央政府，中国的许多外事活动仍需经过其承认；另一方面，当局处心积虑限制中国外交活动，中国唯有“冲破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便于我们外交来往和取得国际直接援助”。

  基于意识形态的共鸣与抵御法西斯侵略的现实利益要求，中国认为“苏联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最可靠的朋友”，始终将维系并发展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战略关系放在外事工作的首位，与莫斯科保持着紧密的联络沟通，积极争取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联共（布）及共产国际提供的资金，以及在通信设施、医疗器械、抗菌药物等方面的补给有效地缓解了根据地的现实困难；同时，通过派遣专家来华指导和选送骨干赴苏学习等多种方式，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深谙政治理论、掌握军事指挥技巧及现代化装备使用技术的骨干，还系统性地向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石。联共（布）及共产国际还在舆论上积极声援中国，联共（布）通过《真理报》等媒体向全球宣介中国的抗战实绩，有力地反击了的新与舆论诬蔑。

  中国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也是亚洲范围内反法西斯力量联合的积极倡导者，直接推动了东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构建。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大局中审视，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明白准确地提出“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并专门指出这个统一战线应包括“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的人民在内”。基于这一指导思想，1941年10月在中国的推动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成功举行。大会组织成立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明确以“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援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日意法西斯奴役的民族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为宗旨，有力推动了东方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同时，中国在理论、组织等方面联动并支援朝鲜、越南等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形成了彼此策应的局面。

  中国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积极争取日本国内的反战进步力量，并系统地教育转化日军战俘，形塑了抗日战争中的一条特殊战线。提出要“把日本人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建立包括“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在内的“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战略，并将“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明确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三项原则之一。在争取军事胜利的基础上，致力于“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以求实现“彻底地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及其所由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保证太平洋的和平”的长远图景。中国贯彻落实国际统一战线策略与俘虏政策，创办了“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绝无仅有的战俘学校”——日本工农学校，教育大批日军战俘“从蒙昧中得到了真正的觉醒，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和为中日民族解放而奋斗的战士”。在华日人觉醒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等反战组织也纷纷成立，利用独特的文化心理优势，向日军展开阵地喊话、电话交谈、寄送慰问袋等政治宣传攻势，其作用是“普通八路军战士无法起到或很难起到的”。在敌人阵营内部开辟的特殊战线，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国始终如一所坚持的中日两国民族平等、共同反对侵略战争的立场是英明正确的”，昭示了中国超越民族仇恨、追求人类和平正义的文明高度，树立了对外工作与国际统战事业的光辉典范。

  延安时期，当局实行“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在国内国际污蔑中国“一‘不打日本人’，二又‘破坏抗战’，三又‘危害国家’”，导致此类“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政策主张和抗战贡献缺乏全面认知，相关看法普遍模糊，甚至充斥歪曲与误解。为了打破当局的新和舆论围剿，中国确立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旨在“让外国人了解我们的真实情况；让他们相信我们有战胜敌人的能力、有建设国家的能力”。

  落实“宣传出去”的战略任务，即从建设传播阵地和拓展交往对象两个层面协同发力，“要把中央的各项政策、方针和我党、我军、我解放区党、政、军、民、学各条战线在具体实践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成绩宣传出去”。一方面，中国建立了一套覆盖海内外，统筹报刊出版、广播视听及大众文艺等多样媒介，可听、可视、可感的立体化传播体系，以极强的感染力向国际社会呈现了一个充满了许多活力、坚持抗战的“红色中国”形象。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广交朋友，建立友谊”的原则，积极拓展以国际组织、国际友人、爱国华侨为重要纽带的民间外交，邀请并接待他们实地访问抗日根据地。借助他者的观察和记述，向国际社会呈现敌后抗战的真实情况，打破的新和舆论围剿。

  中国将一个真实的、进步的、代表中国未来的政党形象“宣传出去”，促使一批西方观察家深刻体会并认识到“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实现了“把国内外的人心争取过来”的战略目标。中国在国际社会成功塑造了担当民族救亡中流砥柱的坚定革命者形象。中国领导的人民武装展现出了令日本侵略者“十分恐怖”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以及依托深厚群众基础的强大生存和作战能力。国际社会慢慢地认识到中国是抗战中的“有价值的盟友”，“政府和军队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受到人民积极广泛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中国在国际社会成功塑造了自力更生、务实高效、奋发有为的建设者形象。以延安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呈现出“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的社会风貌。中国展现出纪律严明、团结民主、信仰坚定、充满了许多活力的领导者形象。中国人从始至终坚持“和人民大众紧密合作”，注重“把实际问题提高到理论水平”，同时恪守“倾听大地、倾听中国大地的声音，而不是倾听莫斯科广播”的原则，坚定“丝毫没有保留的把一个人的生命贡献于一项义务”的信念，“党内关系主要是由互相的坦白和民主程序的好方法（这种民主程序引导到意见的谐合）所决定”。诸多西方观察家得出结论：“是中国最坚韧不拔、最严密、最有纪律的组织。”

  随着中国及其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从最大的谜、最混乱的传说转变为封锁线背后“一个热烈的新社会”，一批怀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国际友人和进步团体奔赴延安。诺尔曼·白求恩、柯棣华、林迈可等国际人才，在中国的支持下，凭借其现代专业方面技术，在医疗、通信等领域大展所长。他们的工作缓解了根据地当时面临的技术匮乏问题，还将现代科学知识、技术方法与管理制度带入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的建设。

  延安十三年，日益成熟的中国在实践中逐步形塑了对外交往的新形态。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交往尚未具备主权国家外交的完整形式与架构，但党始终以“态度上、方法上非常郑重”的高度自觉推进工作。正如所述，彼时“对外政策问题已成为党的整个革命策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将外事工作提升至关系革命全局的战略高度进行统筹，取得了思想认识和体制机制层面的创新性突破。在思想认识上，中国确立了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对外交往根本原则，彰显出立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作出自主判断、牢牢掌握对外交往主动权的高度政治自觉。以此为基础，党逐步突破地理疆界与意识形态藩篱，形成了兼具民族解放意识与世界眼光的认知格局，并在革命实践中落实为一系列灵活务实的对外交往战略策略。这标志着党对于对外交往的理论认识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在制度层面，中国也初步建立起适应实际的需求的工作机制、组织架构与运行规范，形成外事工作的早期框架。

  延安时期，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确立并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民族立场。中国深刻反思了“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的蒋介石”“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屈辱历史，指出我国近代以来长期存在“排外的观念”与“惧外的观念”两种错误倾向，强调“为使我们的外交政策和活动不犯错误，首先必须站稳我们的民族立场”。这要求中国必须成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新人典型”，将“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独立的民主的统一和平的繁荣的新中国”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础。同时，中国必须以独立、平等的姿态开展国际合作、参与国际事务，“要在一切国际、国内、战时、战后重大问题上，明白表示我们的态度，与对同盟国政府与人民的要求”，“我们又要讲原则，坚持我们的立场，决不无原则地让步”。党始终秉持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妥协屈膝，既维护民族尊严、又善于学习合作的原则，展现出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站稳民族立场的清醒与坚定。

  以遵义会议为历史转折点，中国开启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阶段。在对外交往方面，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通过系统总结早期对外交往，尤其是处理同共产国际关系的历史经验，实现了对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辩证关系的科学把握。首先批判了“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的错误观念，精确指出“中国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民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在此基础上，他明白准确地提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作为国际主义者的员，同时又可以是且应该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进而，他创造性地提出“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揭示了党的第一个任务是实现民族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因此，中国一方面一定要坚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站在国际运动的行列中，重视吸收共产国际及联共（布）的合理主张；另一方面，“我们不听从任何人的发号施令”，坚持将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根本利益作为所有工作包括外事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做决策。

  基于独立自主的根本立场，中国进一步确立“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重要方针。精确指出，抗日的外交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一方面，中国展现出清醒的现实主义考量，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政府因“外交上依赖友邦作战与依赖友邦接济，而全不振奋精神，自己动手”，导致节节溃败的教训让中国认清了“流氓买办式的”外交作风的严重危害。中国深刻认识到，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革命，根本力量源泉在于中国人民，任何将希望寄托于外援的政治力量，都不可能实际做到独立自主。通过对同盟国内部博弈的清醒洞察和务实研判，中国更加深化了对这一原则的体认。周恩来认为同盟国的援助必然优先流向“直接参战的部队和作战有效的地方”。任何外部援助均受大国利益博弈的制约，具有鲜明的条件性与不确定性。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同盟国内部的利害冲突，揭示了其对华政策在共同抗战目标之下隐含的利益交换与战略制衡实质：英国在远东的根本意图是在于维持殖民体系，因而“不愿有一个独立强大的新中国”，甚至“在恢复远东殖民地后，有对日妥协的危险”；美国虽为尽快战胜日本而与中国开展战时合作，却绝非“赞助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大量在全国得到胜利”，更不会“自动赞成成为中国政治中心”。因此，中国必须将生存与发展的基点锚定于内生力量之上，掌握对自身前途命运的主导权。

  另一方面，强调必须认识到“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要杜绝成为“闭关主义者”。在“世界性的抗战”中面对“世界性的敌人”，必须“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而美军观察组成员戴维斯的观察，印证了中国对“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的贯彻。他指出：“由于中国人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所以他们不再觉得自身的兴衰取决于外国的援助或攻击。在这点上，他们不同于蒋介石及其中央政府。当然，承认，大国能够加速或阻碍他们的发展。他们主要是在此基础上看待大国。”延安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凭借对国际关系利益本质的透彻研判，将自力更生作为根本立足点，在此前提下策略性地运用外援，争取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掌握主动权。

  延安时期，中国准确研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主体地位，树立起宏阔的全球视野。认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这清晰地揭示了中国抗战是关乎中华民族存续的斗争，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任务”。抗战的胜利不仅仅可以创造“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还将对“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产生非常伟大的贡献。这一兼具民族立场与全球视野的思想认识，为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叙事。同时，将中国抗战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中加以把握，能够引导全党、全军更加深刻地理解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内在统一，认清全民族抗战在国际反侵略斗争中的地位和意义，从而不断强化打倒“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赢得民族解放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使命担当。

  随着对中国抗战世界性以及国际形势复杂性认识的深化，中国分析国际问题的理论框架实现了重要突破。中国认识到，“在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敌友我三方均有武装与政权，阶级力量的分合变化极其复杂，有时并极其迅速而巨大，套用战略策略的简单公式已往往不能处理问题”，因而必须反思以往机械地按照意识形态划线定界的局限，转而以更加实事求是、灵活辩证、开放包容的思维谋划对外战略。这一转变在战略运筹层面具体体现为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将统一战线法宝运用于国际舞台，主张对待帝国主义国家“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核心在于不以意识形态为限，而是以发展的、全局的眼光精准把握不同阶段国际国内多重矛盾变化，抓住主要矛盾，区别对待“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灵活调整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争取最广泛的支持，实际做到利用矛盾、争取主动。这标志着党认识国际问题、把握世界政治的思想方法实现了重大发展，能够以更为广阔、辩证的思维审视世界形势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此前存在的对外政策的狭隘性和外事工作的局限性，具备了处理复杂国际关系的能力。

  延安时期，中国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兼具民族立场与全球视野的对外交往思想，既涵盖了务实高效的战时策略，也蕴含着对战后国际秩序、中国国际地位及国家发展前途的战略构想。中国主动展望战后世界格局，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置于人类进步事业的整体之中，致力于建设一个能够造福全人类的新中国。预见，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一定要出现于东亚，并成为未来光明世界中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一个中国，不但将造福于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而且将造福于全人类”。同时，党展现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的新型外交关系的积极姿态，表明了与“那些曾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援助或未曾的国家”建立“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的愿景。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阐释了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主张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以“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为基础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进而言之，党还深刻洞察国际关系本质，敏锐认识到条约层面的法理平等并不必然转化为权力格局下的实质平等。实质上的独立、平等地位“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根本途径在于“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不仅如此，党在延安时期便已前瞻性地擘画出战后国家建设的开放愿景，确立了在独立自主前提下兼收并蓄、互利共赢的发展宏图。党以务实姿态规划国际合作，将对外经济往来视为推动国家建设的重要外部条件，希望同各国统筹解决通商、投资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在与谢伟思谈话时，曾分析中美经济的互补性，指出“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初步展现出利用外国资本与技术发展实业、弥补自身工业化短板，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战略远见和现代化意识。

  延安时期，中国初步构建起一套高度集中、精干高效的外事工作体制机制。在领导体制层面，党确立了外事工作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原则，初步构建起相应的体制机制，确保凡涉及外事的重大方针政策、战略部署和关键交涉均由中央政治局集体决策，以保障外事工作始终服务于抗战大局与革命中心任务。1936年3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白准确地提出：“关于外交（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军事外交集中于军委，政党外交集中于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回忆指出，抗战后期中国的“外交工作是高度集中的，参与外交方针政策制定的只有毛主席和恩来等少数几位”。“凡涉及外交，事无巨细，都要汇报到毛主席那里，有时甚至连一些细小的事务也由他亲自布置安排。”以延安交际处的工作为例，处长金城需将每日的详尽工作报告复写七份，派专人分送、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七位，确保党中央能实时、全面地掌握所有外事工作动态，从而为党在复杂变局中争取战略主动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为了适应对外工作的变化发展，中国外事机构的职能范围也不断拓展，形成了以调查研究为支撑，外联、外宣、情报、统战等各方面工作协同发力的局面，展现出极强的务实性和综合性。在干部队伍的建设方面，党明确要求“从事外事工作的，在学习上必须从思想整风中打破资产阶级外交的传统思想，推翻反动统治的外交因袭，而建立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外交政策思想”。同时，初步形成了一套“在工作中培养，边使用，边提高”的务实方针，在实践中培养了一批思想先进、立场坚定、业务精湛的骨干。

  随着外事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拓展，中国逐步制定了严明的外事纪律和外事工作指导原则，初步形成了一套外事工作规范。通过将党的纪律具体落实到外事工作的方方面面，中国初步建立起一套外事纪律体系，以确保党的外事工作在政治上高度统一、执行上庄重严肃、运作上程序规范。在政治纪律层面，党强调外事人员一定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坚持党的立场，在对外交往中做到“维护国格、人格”，保持不卑不亢的姿态，既反对盲目排外，也反对丧失原则的。外事工作影响大，因此党明确要求外事权力必须集中到中央，外事干部遇事要多请示报告。1944年，《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各地一切对外交涉和具体协商，统应电报中央批准后方得进行”，从组织纪律上杜绝了各地方或部门擅自进行对外交涉或协议的可能，确保中央的对外交往方针政策得到严格贯彻执行。党还制定了保密纪律，就对外沟通中的信息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可告者应力求真实，不可告者应力求隐蔽，其有关国家机密及党内秘密者应拒绝答复和供给，其不便答复者应避而不谈，或设法推开。”这对外事人员的政治判断力与专业素养提出了极高要求。

  中国还探索出了一套目标明确、灵活务实的外事工作指导原则。1944年，周恩来在部署接待中外记者团的相关事宜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外事工作的指导方针与具体实际的要求，彰显了党在对外交往领域的理论自觉。谢觉哉将其记录为：“方针：搞好；宣传出去争取过来；三个立场——民族、人民、党；五个原则：不失主动、真实、诚朴、虚心、认真。” “三个立场”明确了外事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即一切交往必须站稳民族立场、人民立场和党的立场；“五个原则”规定了具体外事工作规范，强调在对外交往中要掌握主动权、秉持真实坦率的态度、保持谦逊朴实的作风并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项工作。中国还结合工作实际总结了一套具体的工作办法。首先，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曾指示延安交际处的干部：“认清来宾，是你们做好工作的首要步骤。”外事人员一定做到“周知博访深思熟虑”，通过扎实、周密的调查研究了解不同人士的身份、立场与倾向，进而贯彻“区别对象，分别对待”的方针，达到“深入宣传争取的目的”。其次，要秉持实事求是、诚恳坦白的态度同国际友人交朋友。、周恩来等都曾反复强调，宣传工作不仅要做到实事求是，“只有提出具体材料，说明具体事实，才能取信于人，”还要向他们说明“我们克服困难，纠正错误的办法”。再次，在开展外事接待工作时要注意文明礼貌，做到既热情周到又朴素切实。特别指示，“接待交往，要讲民主、讲礼貌”，以利于在政治上、思想上以理服人。具体而言，“生活上要热情周到，给予优待和照顾，但也要量力而行，不铺张浪费”。这些涵盖交往、接待规范等方面的具体准则，将原则性的指导方针落实为可操作的工作规范，确保了党的对外交往原则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恰如许多到访过延安的西方观察家所料，“在短短的几年中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并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关键力量。作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中国胸怀天下的格局和特质，其深层的历史逻辑正蕴藏于延安十三年筚路蓝缕的对外交往探索之中。延安时期中国的对外交往历史，正是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中国在每个方面发展壮大的历史在对外关系领域的投射和缩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业确立了原则、积累了经验、锻造了队伍、形塑了风格，亦淬炼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原则与鲜明特质，更从历史逻辑上深刻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我国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跪着办外交的屈辱历史，正式开启了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开展和平外交的新纪元。1949年11月，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指出，抗战以来十余年间中国的对外斗争如同“打游击战”，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执政地位的确立，党需要“代表国家”“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务必“加倍谨慎”。从“游击战”到“正规战”，揭示了中国外事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从带领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带领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党，革命党、革命政权的对外工作，全方面提升为作为执政党的政党外交及代表主权国家的国家外交，意味着工作范围的全方位拓展和工作性质的根本变化。

  然而，就使命宗旨及任务目标的延续性而言，中国在取得执政地位后依然保持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政治本色。延安时期，中国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旗帜鲜明地反对近代以来的屈辱外交传统坚定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与美、苏等大国的互动中确立并践行独立自主原则。这不仅实现了对半殖民地外交妥协、依附窠臼的实质性突破，标志着对外交往新形态的诞生，更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历史源流。延安时期中国致力于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斗争，并未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终结，而是被继承并升华为国家外交的主要任务，集中体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确立的“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一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之中。

  延安时期，中国的对外交往思想中沉淀的重大原则、创新观点与务实方法，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准备。在对世界形势的战略研判方面，于1946年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面对中苏关系恶化、美国持续遏制中国的双重战略压力背景下演进为“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又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多极化趋势初显、国际格局深刻变动的形势下发展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为我国不断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提供了思想指导。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党对独立自主原则立场的捍卫和世界格局的洞察，以及超越简单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分、灵活利用矛盾争取事业发展空间的务实态度。在对处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思考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为代表的中国人，继承发展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以及延安时期形成的关于“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的思考，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维护国家主权与争取和平环境的紧迫任务，创造性地提出并践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极大地推动了外交局面的开拓以及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发轫于延安时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制定三大外交政策的重要源流。“另起炉灶”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所蕴含的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在新的基础上重建新的平等外交关系的决断，是对近代以来屈辱外交传统的彻底扬弃。。其精神源于中国在延安时期确立的“推翻反动统治的外交因袭”的政治要求，以及长时间坚持独立自主处理外事工作的探索实践。同样，党在延安时期将苏联视为最可靠盟友并广泛联合国际进步力量的战略协同经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新的国际格局，作出站在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的决策，提供了历史镜鉴。

  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根本保证。延安时期，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深刻认识到对外工作关乎革命全局，必须由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由此确立了外事大权在党中央的根本原则，并初步建立起相应的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这一原则及其实践，不仅在延安时期确保了党中央牢牢把握外事工作的战略方向与关键环节，还确保了党的一切对外活动紧密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和整体战略。其间孕育形成的决策机制与“外事无小事”的工作传统，也构成了新时代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关键历史源流。

  延安时期，中国在封锁与受限的条件下，探索并实践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对外交往路径，奠定了中国外交植根人民、胸怀人民、造福人民的根本立场。延安时期，抗日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奠定了外事工作赖以发展的社会基础，为其提供了真实鲜活的叙事素材与深厚持久的力量源泉。首先，党从根本上摒弃了近代以来屈从于外部势力的外交旧习，将植根人民、依靠人民作为拒斥强权干涉、坚持独立自主的力量源泉。正如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所言：“有了这样伟大的群众基础，共党更其不能消灭。”其次，党将军民在战争中的坚韧奉献、在政治参与中的觉醒、在社会和文化建设中的创造，转化为极具感召力的人民叙事，成功向世界展现了真实、进步、充满希望的形象。最后，党广泛联络海外进步团体、国际友好人士及广大华人华侨，赢得了宝贵的国际援助，在民间层面建立起持久的情感纽带与友谊桥梁。历史表明，外交的生命力源于对人民利益的坚守与群众力量的汲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须从始至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延安时期，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博弈中，锤炼出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高度统一的斗争艺术。党中央明确要求：在原则性问题上，尤其是军事外交方面须“肯定坚定”“力求贯彻主张”，在技术方面则应“极其灵活机动，不拘一格”。这种博弈智慧，使中国在力量对比悬殊的形势下，既能守住核心利益底线，又能有效拓展对外交往空间，成功打孤立。延安时期淬炼的斗争智慧与战略定力，不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维护主权安全积累了关键历史经验，其间铸就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品格，更为新时代新征程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

  延安时期形成的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在与时代特征的深度交融中，塑造了当代中国外交自信自立、守正创新、立己达人、开放包容的独特风范和鲜明特质。延安时期，中国彻底扭转了近代以来“弱国无外交”的弱势心态，以平等姿态开展对外交往，展现出在精神层面“站起来”的鲜明气象，奠定了中国外交自信自立的精神品格。党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革命和对外工作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实践创造、理论创新、制度创设成果，塑造了对外交往的新形态。党自觉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积极发展壮大国际统一战线，广泛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对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及人类进步事业予以力所能及的声援，彰显出立己达人的世界情怀。这些优良传统，深刻形塑了中国外交的精神内核与思维特质，成为中国外交在时代演进中从始至终保持战略主动的重要历史根基。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植根于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的文明基因，更是对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在延安时期形成的战争观与和平观，以及党对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律科学认识的逻辑赓续。延安十三年中国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进程，正是争民主、谋和平的过程。精确指出，抗日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这一论断从思想认识层面廓清了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申明反抗侵略的根本目的是终结侵略与不义，“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党的外交政策也必须以“建立独立的民主的统一和平的繁荣的新中国”为目标。正是对历史发展大势与人类社会进步方向的准确把握和坚定追求，加之“中国人民对战争引起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的集体情感以及“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的共同意志，共同铸就了中国绝不重复国强必霸的西方旧辙的思想自觉，也从价值根基上支撑并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本质要求。

  延安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展现出将民族前途命运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紧密联结的宏阔世界眼光。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中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同时，也以世界眼光审视自身使命，自觉观照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以胸怀天下的担当践行国际主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进而言之，这一优良传统深刻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底色，使其自发轫之初便超越了传统大国兴衰更替的霸权逻辑，彰显出对人类进步事业和共同命运的深切关怀，也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创新理论的重要思想先声。

  延安时期复杂严酷的环境，锤炼了中国在对外工作中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置于首位的战略定力。无论是在处理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关系时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还是在同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博弈中，坚决回绝损害民族根本利益的诱导与施压，从始至终坚持捍卫革命领导权和自身独立性，都彰显了中国在争取国际合作的同时坚守根本底线、维护核心利益的政治清醒，塑造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底线思维。习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才能确保我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博弈中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沿着和平发展的轨道稳步前行。

  延安时期，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自力更生，同时灵活务实地开展对外交往，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和进步事业的理解与支持，实现了外部环境的改善和生存空间的拓展。中国对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之间辩证关系的科学把握与成功实践，在实质上彻底否定了西方国家依恃战争、殖民、掠夺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构成了坚持“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和平利用外部资源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发展”的关键经验。同时初步探索出一条立足自身内生力量，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在正义、平等与和平的旗帜下谋求合作共赢的生存发展路径，进而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同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逻辑与道路选择。习强调“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的路径，就是对这一历史经验的理论提炼与时代升华。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hth体育下载